从古往今，人们视生死为大事。人死后的葬俗葬制，各时代、各地区、各民族有所不同，但都反映了相应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意识形态，构成了人类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。研究古代葬俗葬制，对于促进现代殡葬文明具有积极意义。

有史料显示，鹤庆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，历史悠久。然而，我们熟知的土坑棺葬俗制，则是明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，历时不过500余年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象眠山、海北坪、辛屯西登坡头等地，人们在施工劳作中偶有火葬罐出土，但数量零星，缺乏专业研究，人们对明代以前漫长岁月里，鹤庆境内葬俗葬制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。所幸象眠山墓地的专业考古发掘，向我们揭示了鹤庆古代先民的葬俗葬制，丰富了白族历史文化。

2004年8月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拟建的大丽铁路沿线进行文物调查中，发现了鹤庆象眠山火葬墓地，2005年，联合大理州文物管理所、鹤庆县文物管理所，对铁路经过墓地内长140米，宽20米的范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。发掘面积达3650平方米，清理墓葬2800余座，出土各类文物13673件（含货币海贝12960枚）。发掘情况表明，该墓地具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墓葬密集，平均每平方米探方有0.76座，最密集处100平方米探方内有270余座，每平方米达2.7座。二是延续使用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，墓葬从下至上层层叠压，互相交错，前后延续关系清晰。墓葬附近出土成片的炭灰坑和炭灰层，提供了古人焚尸葬骨的实证。发掘结果证明，墓地是白族先民的火葬遗存。出土这样大面积、高密度、延续使用年代久远、遗存完整的火葬墓地，实属罕见，为研究鹤庆乃至大理白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史料。墓地发掘中期，笔者曾到现场作过认真调查，就相关问题请教了考古专家。

象眠山墓地是古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，位于金墩乡境内象眠山向东北延申尾脉的坡台地上，地势平缓开阔，坐东南，面西北，背靠山岭，面临漾水，鹤庆坝子一览无余。墓地距龙华山寺庙仅一公里许，古时候墓地与龙华山之间漾弓江新河尚未开挖，象眠山尾脉和龙华山连为一体，墓地与寺庙相望，梵钟相闻，佛教氛围环境极佳。墓地与附近白族村庄距离适中，便于祭祀和管理。优越的地理环境，是该墓地延用千余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。

墓地棺葬层以下是火葬，就是尸体焚烧后把烧骨装入陶罐内，在墓地上挖个适当土坑埋葬，不留坟头。根据发掘的文化土层结构和葬具的时代特征，考古研究把象眠山墓地火葬习俗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。

葬在最底层的为第一时期，其年代约为南诏国晚期至大理国中后期，距今约1200年至900年。葬具为红土烧制的红黄陶罐，火候较低，工艺简单，大小不一，无佛教装饰纹饰，为生活实用器具，而不是专用葬具，陪葬品极少。随后葬具上出现刻划的莲花纹，发展到佛教色彩装饰手法多样。这些信息说明，这个时期火葬已成习俗，但社会生产力还较低，人们生活艰难，人死后只得把生活日用陶罐作为葬具安葬死者。这期间佛教开始逐渐在民间传播，开始影响社会精神生活，殡葬习俗逐渐形成佛教色彩。南诏国在鹤庆设谋统郡，大理国改设谋统府，传说中的祖师开辟鹤庆，就是以这个时期为时代背景。

葬在最底层上面的一层为第二时期，其年代约为大理国后期至元代末年，距今约900年至700年。这个时期显著变化是红黄陶葬具逐渐减少，出现大量的绿釉葬具，这种陶是在红陶表面上一层绿色釉，陶罐器形敦实饱满，绿色光亮，佛教色彩浓郁，出现莲花、宝相花为代表的佛教艺术装饰，出现压花、粘花雕塑等工艺。葬具由单罐发展到内外罐套装，就是装烧骨的内罐放入稍大的外罐内，再盖上盖子，外罐保护内罐，已是专用葬具。罐内烧骨有的贴一道金箔，有的书写朱砂梵文咒符，多有陪葬品。这个时期的葬俗变化说明了两个问题，一是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，出现了专业生产葬具的作坊和市场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，普遍使用专用葬具，富有人家能用贵重的金箔陪葬死者。二是佛教已在民间盛行，佛教文化影响已在葬俗中居于主导地位。相应的历史背景是，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大肆倡导佛教，民众普遍信佛，鹤庆境内的元化寺、龙华山寺庙群等佛教场所已发展到鼎盛时期。

处于绿釉葬具的上一层为第三时期，其年代约为明初至明中后期，距今约700年至500年。这段时期的显著特点是绿釉葬具开始衰退，灰陶葬具逐渐形成主流。灰陶是我们熟悉的瓦泥烧制品，其硬度高于红黄陶。灰陶葬具仍沿袭内外罐套装型制，器型简洁，佛教色彩装饰减少，部分罐内烧骨仍贴金箔、朱书，陪葬品增多，出现铜铁锡制品。这时期的历史背景是明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逐渐加强，儒学文化向西南地区强势传播，出现儒释道并存的文化局面。

处于灰陶葬具层以上、棺葬墓以下的一层为第四时期，其年代约为明末至清初，距今约500年至400年。这期间，灰陶葬具逐渐消失，代之以黄釉葬具，这种陶具用高岭土烧制， 质地坚硬，形状美观，佛教色彩装饰趋于消失，部分装饰十二生肖形象或梵文印模。后期多单罐，无装饰花纹，似生活用具而非专用葬具，表现为火葬习俗衰退。这个时期儒学文化在白族地区已形成主导地位，佛教趋于淡化，棺葬俗制开始全面推行。

以上四个时期葬具葬俗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前后之间互相关联，互相包容，彼消此长。 
上述火葬墓传递的历史信息，向我们展示了古人殡葬习俗的大体情形：人死后殓入长方形的木匣，停灵于堂，同时购置火葬葬具，请被称为“阿叱利”的密宗佛教经师择吉出殡日期，以佛教仪规做法事超度亡灵，在墓地火化场备好柴禾，于墓地适当位置开挖圆形墓坑。出殡日，以书写梵文咒符的引路幡为先导，家人和村民在一片哭泣声中簇拥灵匣送至墓地火化场，置灵匣于柴禾上，依时辰在“阿叱利”经师诵经声中点火焚尸，烈焰熊熊，孝子伏乞下跪致哀。待火熄灰冷后，拣烧骨由经师贴上金箔，朱书梵文咒符，小心装入罐内，再放入外罐，盖严盖子，下葬于墓坑，填土时在葬罐上方竖一块天然的坟标石，殡葬即告结束。

棺葬取代火葬是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。与一些少数民族火葬习俗不同，中原汉民族历来推崇棺葬，历史悠久，已形成规范的儒家葬俗葬制。然而，受佛教影响和为数不少的无地平民死无葬身之处等原因，火葬现象仍久禁不绝，《水浒传》中武大郎遇害后，焚尸葬骨的情节反映了这种情况。汉统治阶级视火葬为“惨烈至极，无复人道”，宋元明清均有禁令，如《大明律·礼律》规定，违者“杖一百”、“杖一百流三千里”。明朱元璋平定云南后，实行屯田制，改土归流，大量汉人移居云南，开始在云南推行棺葬，禁止火葬。然而，改变数千年形成的意识绝非一日之功，火葬习俗仍禁而不绝，故而出现棺葬与火葬并存的历史遗存，这种现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元阳的墓葬。

李元阳是明代中期大理名士，嘉靖壬午（1522年）科乡试得云贵第二名，27岁应嘉靖丙戌（1526年）科会试登进士榜，先后任江西分宜县令、江苏江阴县令、户部主事、湖北荆州知府，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年仅44岁时愤然辞官归乡。李元阳回大理后，热心社会事业，兴办书院，潜心教育，编修《大理府志》和《云南通志》，名声卓然。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去世，享年84岁，以棺葬礼安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在抢救性发掘李元阳墓时，意外发现是火化后将火葬罐装入棺椁之中安葬。对这个情形的合理解释是，李元阳极不情愿舍弃白族传统火葬习俗，又不能违背朝廷火葬禁令，故而折衷行之。朝廷命官出身的人尚且如此，平头老百姓的事就更难管了。

象眠山墓地考古发掘成果告诉我们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火葬文明已在鹤庆白族地区兴起，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发展，由于棺葬俗制的强势推行，导至火葬文明逐渐消失。以火化为标志的现代殡葬俗制，是以唯物论和现代环保理念为指导的全新殡葬文明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必然。我们要在回望历史中自觉融入现代文明的理念，努力促进眼下的殡葬改革顺利进行。
 
参考书目：
1.《鹤庆象眠山墓地》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大理州文物管理所、鹤庆县文物管理所编著，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。）
2.《大理历史上的人和事》（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编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）